最近举行的九游北京市人代会上，从事小学教育43年，做校长20多年的易胜博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在市长面前说出了许多校长的心声。
她说：“在我易胜博体育校长生涯结束的时候，我 YSB Sports 越发觉得教育要敬畏规律！”
随着教育综合改革迅速推进，眼下，落实到学校和教师身上的任务越来越重。遗憾的是开云，随着教师流动走校、学生分层走班、学区集团化办学等等改革措施的展开，匆忙应对的教师工作量大大增加，但相应的培训和待遇等却没有增加——根据一些规定，大笔经费只能用在项目上，不能用在人身上。
即使在贫困边远地区，校舍教室在推进改善，但代课教师拿不到工资的事情依然时有耳闻。
时常听到教育工作者诉说无奈，现在，李烈校长终于将意见带上了人代会。
以下为李烈校长的发言摘录——
教育好像谁都能评说，谁都懂，政府也把教育放在首位，改革效果也很明显。但今天我想向市长、向各位代表呼吁的是易胜博首页，教育要敬畏规律，要为教育营造生态环境。政府要系统作为，要建设教育改革中的配套机制。
现
今的教育投入“目中无人”
举个特别小的例子，但是易胜博体育官方网站能典型地反映其中的问题。
比如教师的培训，谁都知道一所好学校，取决于教师队伍水平的高低。谁都会说，软件其实比硬件更重要。但是，政府在教育软硬件的投入上，有悬殊。
教育不是没钱，投入的钱挺多，但目中只有物没有人。比如现在提城乡一体化，名校到农村办学。政府给薄弱校投入，但这些钱只能用来搞基建、买设备，唯独不能给老师用，或是拿很小的比例用于老师的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又有很多规定，比如不能出国，香港也不能去。每天住宿、吃饭、交通等方面都有细致严格的规定，现在我们都没法带老师们出去培训。
因为政府资金的绩效评价要求，一年前你就要为这个培训做非常细致的、但根本没法实现的预算。比如我们西城的名校长工作室，有十几位校长，一年会给几万块钱，但是你出去坐什么车、和谁去、请谁、住在什么酒店，提前一年就得做好，这个根本没法做。然后第三方专家团队，会按这个预算去评价，如果前面做得不准，那就是问题；如果做了预算因为特殊原因没有按时实现，这也是问题。
优
质教师为薄弱校做培训，为何不能有报酬？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对于教师的培训，北京批了一笔钱。当时有个措施，考虑到农村薄弱校的培训层次不够，所以北京就分两批，命名了一些教师培训基地，任务是给这些学校老师培训。给到培训基地的钱，支出可以买设备，可以有学校建设需求，也有个很小的比例是用于指导教师的费用。
一个学期结束了，我们的培训任务也做完了。到最后，钱下来时，规定却变了。比如拿我们学校来讲，只有45万是给到人头。这些钱是怎么给到人头的呢？我们当时代培了将近十位来自郊区的老师，这45万里含这些老师的吃住，含他易胜博官网们的活动经费，这样分配完了，所剩的钱就很少了。
剩下的很少的这一笔钱，可以给指导老师搞活动或买点东西，但当初承诺的是，这些指导老师出色地完成本职任务之外，额外承担这些任务，会给指导费，最后一分都没给。因为钱是打到学校账上的，有额度限制，一分都不能给到老师。
这是个很大的反差。如果没有钱，大家不会在乎，但是这么多钱的教育投入，唯独缺老师的投入，而且是像这种名正言顺的指导费。这是明显没有道理的。看似事小，但反映的是大问题，就是这种对软硬件投入的反差，不切实际。
李烈校长向市长呼吁：教育要敬畏规律！
老
师出国管太严，反而会变成一种浪费
作为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师行业的特殊性，眼界必须要宽。你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但是现在难得出趟国，限制又非常多——时间五天，人数也大概只有6个人左右。而且这样的规定越来越严。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比如我们和美国一所大学有共同合作的课题，有个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当时暑假，加拿大的苏黎世教育局，通过外交部也特别地邀请我们到访交流。我们就想着组织老师准备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一起交流，当时觉得这一趟路费值了，可以到美国进行课题交流，也可以到加拿大访问。
但当时一报批，说不可以。因为有规定，不能到两个国家，而且一个国家也不能超过两个城市。花那么多钱出去一趟，去掉路上往返时间只剩下三天，参加活动交流一天，到另一个城市友好校用一天，然后这中间路上还有时间成本。
再比如，我们和很多国家的学校有合作关系，老师之间会进行互访。美国的学校，老师带着学生来我们学校，都已经三次了，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成行。原因是，第一次我们想组织学生去的时候，规定是十几个学生配一个老师，这个规定的不合理在于，小学生和中学生、大学生太不一样了，但规定的师生比例却没有区别。
这样要怎么成行？有人出主意说，那就虚报，学生多报点，到时候说学生没那么多去的。但我说这不行，这明显作弊。所以现在没别的办法，我们就不去了。人家问我们为何不能履约，不去访问了，我们这都张不开口，没法说真实的理由。
类似这样的规定，越来越多。看似事不多，但它真的在反映一个问题——这也是政府对财政支出不合理的规定。而这些事情都缺少人去研究，这不是我们教育口单方面可以解决的。
老
师做得越好，我越觉得对不起他爱游戏们
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具体的事在教育口一线，大家涉及到的瓶颈问题，其实不是教育口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个区有权力能解决的。
我们西城区配套改革，非常勇敢地出台了一个举措，就是评副高级教师的权力下放给集团，但是在评选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有些硬性规定是被市里限制的。所以改革当中，太需要配套措施了，不是想得挺好、有个布局和意向后，就可以轰轰烈烈搞起来，而当做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时，却没有新的应对。不仅仅效果会打折扣，人也经不起折腾。
我这做校长的，觉得老师做得越好，我越对不住他们。因为看到教师团队的辛苦，只做加法不做减法，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我提这个问题是为了教育，希望改革必须系统进行。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相应机制的保证出台，不要太快、太猛地把方案放出来。
教育尤其不能一刀切，不能和别的行业一个标准。有些大的原则可以和上面保持一致，但有的可以量身定做，为教育营造符合规律的生态环境，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结构性，都要考虑。
【注：李烈校长的发言转载自教育圆桌（ID： jiaoyuyuanzhuo），由北青报记者林艳整理】
这番话，很快引起社会共鸣——
好的教育真的离不开好的老师，有良知、有眼界、有智慧、有耐心……当把所有美德的光环都加给老师，唯独把老师的实际发展需要、生活需要、健康需要都抛在脑后的话，恐怕结果是没人愿意做教师！如果真的重视教育，要在改善吸引教育人才方面也要下工夫。市场经济中，教育人才的激励模式不能不接地气……
感谢李烈校长能为教育直言。教育已经很少有创新的空间了，学校想要做点事情真的不容易，我真的希望为学生做教育而不是为业绩做教育。更希望教育人能实话实说把教育做实。
如果老师被逼得麻木了，中国的教育还有指望吗？
李校长讲出了我们校长的心声！教育不同于其他行业，一定要按规律去做，违背了规律就影响了教师的成长，影响了教师的成长就影响了中国的下一代！
教育要敬畏规律！这是所有教师的心声，也是孩子们的心声，更是家长与社会的心声！教育需要有个性的教师，学生需要有特色的教育，让校园充满生机与活力，学生身心才能健康发现，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李校长道出了教育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现在不要说是出国培训，在地方上出省培训都少得可怜。我们这些一线老师哪有机会外出学习啊！要知道有句话说得好，培训学习才是给老师最大的福利啊！
根本问题是社会对教师认识的工具化，所谓重视教育只是停留在自家孩子的教育上。 一说教育投入就是大拆大建，重复建设。一说“最美教师”就是病、穷的教师坚守教育岗位。长此以往，做教师的心理必然猥琐自卑，怎能教育出高素质的下一代？
但愿今后的教育能有所突破，真正体现教师这个群体带给社会、家庭，尤其是孩子们的惊喜变化！
事实上，李烈校长谈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教育工作者渴望突破的瓶颈。
推进教育公平，切不可“目中无人”
方展画 /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在东部发达地区，我们很多学校的硬件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学校，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各级各类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学生“有学上”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让每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实现了比较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是了不起成就。但我们国家这么大，区域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从目前来看，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有学上”的问题，而是“上好学”的问题。
在解决学生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教育的“硬实力”是一个前提。什么叫“硬实力”？按我的理解，它主要体现为物理性的、显性的层面，是教育的外部保障条件，但“硬实力”不是教育本身。
相比较而言，教育的“软实力”则表现为功能性的、隐性的层面，体现教育活动的内涵，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
如果说，教育“硬实力”是有了钱就能办到的，那么，教育“软实力”是有钱也未必能办到的。所以，提升教育“软实力”这项工作更艰巨，但也更重要。
就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的“硬实力”已得到显著的提升。我们经常有校长到欧美去考察、了解当地的学校教育，回来后有一种自豪感，觉得他们的校园没有我们的大、硬件设备也没有我们好，甚至我们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已经超过欧美的很多国家的学校了。
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教育公平政策的设计还固步于这样的思维，还着眼于把提升教育“硬实力”作为主要目标，还在保障教育“供给”上做文章，那可能会误入歧途。从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这些年来，我们建造的学校越来越豪华，校园的面积越来越大，教育的设施更新不仅越来越快，且还越来越先进。但这些教育供给的这些“条件”有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各级各类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教育信息化水平应建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发挥最佳的教育效果？至少，我们的政策设计者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要先研究这些问题。
所以，教育“硬实力”的提升应该有一个边界，一味追求“硬实力”的高大上并非是科学的态度。在我看来，至少在东部发达地区，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转变成能否解决“上好学”问题，教育“软实力”的提升应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与重心。
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目中无人”的问题。看到的是经费、建筑、设备，没有“看”到学生，没有“看”到学生的诉求，没有“看”到我们所诉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体现学生需要……
毋庸置疑，教育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不是必然的。当年西南联大在这么困难的办学条件下培养出了这么多大师级的人物，西南联大的“硬实力”和现在的北大清华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怀念那个时期的“好教育”？！
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目中无人”的问题。这种“目中无人”的倾向可能已侵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现有的相关政策中，具体政策制定时，我们可能还没看到“人”，看到的主要是经费、建筑、设备……还是物质层面的。我们没有“看”到学生，没有“看”到学生的诉求，没有“看”到我们所诉诸的公平教育是如何体现学生需要的。
更有校长就上海一所实验性示范性中学的南京三天生存训练何以演变成5元钱的南京路之旅发出质疑——学校不能名正言顺地主导教育教学活动，是教育的悲哀郑方贤 / 原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西区某高中的学生自带5元钱有组织地在上海中心城区体验生存训练——去年夏天在上海媒体上看到这则报道，不禁哑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学校最具传统和特色的学生社会实践项目，是赴南京三天的生存训练，何以现在变成了5元钱的南京路之旅？
后来有消息传出，作为常规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每年都预先向学生收取旅行费用以代为办理相关票务等手续，尽管学校没有从中谋取一点利益而仅仅是有利于活动组织，但是在上海市某部门组织的检查中还是被认定为违规收费，为此学校还被取消了已经获得多年的文明单位称号。
现代社会有共识，教育必须融入社会、融入实践才算完整。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学校最具本原的功能，是学生综合素养培养的主要途径，而且由于基础教育的奠基作用，学生培养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二十年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以上述这所高中学校为例，无论从学生的招收或培养质量进行评价，都可列入上海的前十位高中学校，相对上海目前每年7万多初中毕业生，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基本均位列当届学生的前5%。这么优秀的学生群体，我们当然寄希望于将来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可是，这么优秀的学生居然只能在市中心进行所谓的生存体验，将来又如何能担当大任。
笔者的学校每年要接待500多位前来交流学习的海外学生，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有的甚至通过上海再深入内地接触和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学生。同样是这个年龄阶段学生的培养，两相比较，教育质量的高下不辩自明。
当然，有责任感的学校还是在诸多约束下，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必须吸取所谓的经验教训，在每次活动之前都向同学和家长直白说明，尽管是学校安排的重要的培养项目，但在形式上必须由学生或家长直接委托旅行代理机构进行操作，而与学校无关。当今的学校都不能名正言顺地主导一个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实际上，绝大部分学校在学生培养上是趋于保守的，其客观原因是对于教育的各个参与方（学校、学生、社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清晰的界定，更没有法律的保障。
所以我们不断会从媒体上获悉这样一些事件——
学校从市场上正常采购的用品被发现有质量问题，学校要被追责（而不是追究市场管理的责任）；
载有学生的大客车出了交通事故，学校要被追责（也不是追究交通管理的责任）；
连学生乘坐的外国的飞机掉下来，学校也是要被追责的。
在如此氛围下，我们能实施的教育肯定是没有任何生气的教育，也是没有未来的教育。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关键原因是长期以来学校的法人地位和作为学生培养的主体定位没有得到认同。
课程标准由政府部门统一制定，阶段性办学目标的实现也是靠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推动，这种管理体制确保了基础教育质量的均衡，但同时也一定抹杀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学生个性化培养目标的实现。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教育局长承担了校长的职责，而校长实际扮演了教导主任的角色；又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大多数的学校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开展涵盖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培养，可以说离开了政府部门的管理也将不知所措，这样更促使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和推动学校的办学。
但问题是即使在政府部门强有力、全面统一的管理下，我们是否就能实现高质量办学的目标呢？
笔者也曾遇到过类似上述西区某高中的情形。所在学校的新生国防教育一直是在校内组织的，邀请部队官兵开展军训，同时组织入学教育和与老生的融合活动，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新生较快地融入校园生活，多年的传承也形成了学生工作的特色。
某年在接受上海市某部门组织的检查中也被告知军训收费不合规定，学校想多年的传统不应有错，当即对照《教育法》，当然是语焉不详、不得其解；再对照当年林林总总收到的14份相关收费的规定，也没有发现问题，无论是收费内容、收费对象还是收费额度都在规定范围里。
后来被提醒说，主管部门的业务处室曾有个通知，只有安排到特定的基地开展军训才能收取这个费用，才恍然大悟。我们及时整改，第二年把学生送到基地军训，但被告知所收费用不足于完成全部军训内容，只能削减时日应对之。到第三年，由于基地本身的原因，被告知军训暂停，打乱了当届学生的培养计划。
这个事件一是反映教育管理基准的设定，到底是依法办学、依规办学甚而是依通知办学？第二是政府应该如何选择管理模式才有利于学校特色办学、进而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未来的事业，其政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其作用的显现要经历数代，但是其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却又是当下时代的人，所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最考验执政者智慧的。
而所谓的政策和规定又极具功利和短期特征，对诸如市场管理、社会管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教育的影响却是难以预料的。很显然，我们还是应该回归教育本源，在法律的框架下推动依法办学，才是根本的出路。
发表评论